明明那么辛苦，却还一定要践行心中的理想。
等到终于停下脚步，仍非放弃，换个方式，继续着不悔。
这样的人，很多。
司马迁稍稍列举，笔下就是一长串：“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；孙子膑脚，《兵法》修列；不韦迁蜀，世传《吕览》；韩非囚秦，《说难》《孤愤》；《诗》三百篇，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，不得通其道，故述往事思来者。”
甚至司马迁自己，就是这样的人。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，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
这样的人，历史下游，文治武功都有恢宏建树的全才，走来一位范仲淹，更远一点的下游，有明一代走来一位王阳明。
“知行合一”这四个字，从某个维度，概括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品格。每个人都以一生为舞台，做足了一场巍然挺拔的生命宣言。他们留下的语言、哲思、经历、行动，也因此有了更动容更亲切的魅力。
策划、顾问、研讨、方案，会议、报告、演讲、文件，“知”之甚多，为何不能“行”之一二？
王阳明会说，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，“未有知而不能行者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”。总结一下大概就是，无行，无知；未行，未知。
世界，诱惑多。内心，杂念多。磨磨蹭蹭，到底为何？
蕅益大师会说，“彼于微妙佛道，仅从经本上依稀闻解，未尝亲知灼见，终属半信半疑，于眼前活计未尝谛观三界空苦无常，终觉放他不下。虽学成语，陵驾佛祖，实一时高兴，或初生牛犊不畏虎，或童竖戏剧自称天王，未尝以佛祖自期也。间有发胜志者，不能到底唯为菩提一事，或被名利改节，虽云渐变初心，仍是因中夹带，不可不慎思而痛励也。”
而印祖对人说，自己不以未通宗通教为愧，“所愧者，言行不相应，有名而无实耳。”
又感叹：“学在一边，行在一边，知见愈高，行履愈下，此今学佛自称通家者之贴骨大疮。倘能以不贰过是期，则学得一分，便得一分之实益矣。”
话头，再稍稍转回王阳明及其心学。
“阳明书，初未阅过。四年前，因请一部阳明全集，略一翻阅”，印祖读后评价王阳明，说他“深明佛理，取以为法”。又惋惜他， “其学问操持见地，虽可与无上妙道作基。由不能自反，竟为入道之障。” “尚带辟驳之言论，盖欲留后来入文庙之地步耳。”
1926年（民国十五年），四川陈敦五夫妇到普陀山礼佛求皈依，见印祖后问：“我最好阳明，阳明完全是佛学，何以又或有辟佛处？”印祖答：“汝知彼之心否。”说：“不知。”印祖说：“彼为入文庙耳。”陈遂大叫：“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”
宋儒唱高调，与儒家五经中圣人循循善诱之道相反，后来的读书人，“纵有知者，亦恐遭违悖先儒之议，并或有所竖立可入文庙，由其涉于佛学，遂成绝望，故不敢一启于齿也。”
四年之后，又有一位温光熹居士致函印祖，询问对王阳明学说与佛法相似的疑惑之处。
印祖于九月初九重阳节当天回信：“阳明乃儒者，按儒者之义而发挥，与佛法道理相近。”“儒者说话，要顾本宗。若说佛心，则是阐扬佛法矣。彼固学佛有得，其所说仍依儒之范围。不过意义与佛相近。”
从周围嗡嗡喤喤的高谈阔论中突围，三言两语了断一切，简洁得铿锵有力，又仁慈宽厚地寻常一笑。佛法就以这样清爽温柔的姿态，行走大地，走进千里巷陌，走进万家灯火。
心学，与之擦肩而过。王阳明，终究未能入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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